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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述評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5月31日 09:20:54

  【摘要】隨著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的深入人心,注重人與自然環境和諧發展的綠色經濟理念逐步形成。將資源環境納入國民經濟核算,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成為研究熱點。文章從對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和綠色GDP的認識出發,系統分析國內外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研究狀況,指出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存在的問題及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方向。


  【關鍵詞】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綠色GDP;可持續發展


  作者:馮俊,孫東川


  一、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與綠色GDP


  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被人類的接受,自然資源和環境問題受到全世界的普遍關注。以可持續利用自然資源和保護環境為出發點,將自然資源與環境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綠化”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綠色國民經濟經濟核算、構建綠色國民經濟分析方法體系就成為研究熱點。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即是在現有國民經濟核算的基礎上,考慮自然資源與環境因素,將經濟活動中的自然資源耗減成本與環境污染代價予以扣除,進行資源、環境、經濟綜合核算,描述經濟系統與資源環境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為可持續發展的分析、決策和評價提供依據。為進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而確定的一整套理論方法即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又稱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綜合環境經濟核算體系(聯合國有關文獻使用的概念是SystemofIntegratedEnvironmentalandEconomicAccounting,縮寫為SEEA)。


  如同GDP是傳統國民經濟核算(SNA)的核心指標,綠色GDP則是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綠色GDP是在對現行SNA中GDP進行修正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目前學術界對綠色GDP尚無一個權威的定義,但各種定義的根本原則是一致的,即它們都是在考慮了人類生產活動對自然資源的損耗和環境的破壞的基礎上對GDP進行修正來定義綠色GDP。目前,國內較為一致的觀點是:綠色GDP是在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基礎上,扣除經濟發展所引起的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損失代價后得到的一個總量指標,它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考慮了自然資源與環境因素以后的經濟活動之最終成果。綠色GDP實質上代表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凈正效應。綠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國民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越高,經濟增長與自然環境保護和諧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們對綠色GDP的種種爭議中,有四種觀點值得特別關注,即綠色GDP萬能論、綠色GDP迫切論、綠色GDP簡單易行論和綠色GDP無用論。綠色GDP萬能論的持有者認為綠色GDP是完美的、是萬能的,他們把目前經濟建設中產生的問題,歸結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欠缺,認為只要進行了綠色GDP核算,就可以解決環境問題,就可以轉變目前資源消耗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綠色GDP迫切論的持有者主張應盡快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并以其作為官員政績考核的首要指標,在短期內迅速以此來衡量經濟運行情況和政府的能力。綠色GDP簡單易行論的持有者認為綠色GDP這個指標能否計算只是資金投入的問題,只要政府肯投錢、研究人員肯出力,環境成本和資源損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與綠色GDP萬能論相反,綠色GDP無用論持有者認為綠色GDP沒有什么用處,沒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個可以獨立存在的統計指標,對綠色GDP持有抵制的態度。


  筆者認為,綠色GDP是在GDP的基礎上考慮經濟活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是一種兼顧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保護的指標。其反映的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是效率與速度的協調發展。從全世界的角度看,對綠色GDP進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國對綠色GDP的關注與研究也有20多年的歷史,這本身就說明綠色GDP具有理論與實踐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綠色GDP核算等同于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認為只要有了綠色GDP就可以反映經濟與環境的關系。實際上,就像GDP是國民經濟核算的產物一樣,綠色GDP來自于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綠色GDP核算離不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建立。因此,應當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綠色GDP,即不能人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極地認為其無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輕言簡單,也不能急于求成,應當充分認識到這是一個相當艱巨而又復雜的過程,需要不斷地探索,不斷完善其理論基礎,積極穩妥地推進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發展。


  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狀況


  (一)國外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聯合國、各國政府、著名國際研究機構和學者一直為構建以“綠色GDP”為核心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進行著艱辛的探索。1971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首先提出了“生態需求指標(ERI)”,試圖利用該指標定量測算與反映經濟增長對于資源環境的壓力之間的對應關系。1972年托賓(JamesTobin)和諾德豪斯(WilliamNordhaus)提出凈經濟福利指標(NetEconomicWelfare),將家務勞動價值、地下經濟創造價值、閑暇以及環境成本考慮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凈國民福利指標(NetNationalWelfare),主要是將環境污染列入考慮之中。1989年盧佩托等(RoberRepetoo)提出國內生產凈值(NetDomesticProduct,簡稱NDP),重點考慮了自然資源的耗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1990年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戴利(HermanDaly)和科布(JohnB.Cobb)提出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標(IndexofSustainableEconomicWelfare),并于1994年進行修改,該指標考慮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損失。1995年9月,世界銀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擴展的財富”指標作為衡量全球或區域發展的新指標,“擴展的財富”由“自然資本”、“生產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4大組要素構成。同年,世界銀行提出了“真實儲蓄率”(GenuineSaving)指標,真實儲蓄率是從國內總儲蓄中扣除人造資本、自然資源和環境折舊,它為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財富與發展水平的動態變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評判依據。


  近年來,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在許多學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綠色國民核算》就綜合反映了綠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從國民賬戶的歷史出發,提出了綠色國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構造與應用等。哈特維克(Hartwick,2000)的《國民經濟核算與資本》分析了納入環境資本后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在賬戶方面所發生的變化和經濟方法的改進。巴特爾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環境核算的理論與實踐》分析了國際收入與財富在資源環境方面的應用,提出了關于資源環境核算的框架、理論與方法。馬肯亞等人(Markandya,1999)在《歐洲綠色國民核算――四國案例研究》中,根據荷蘭、英國、德國、意大利四國綠色核算實踐,對自然資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進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論推動和聯合國、歐盟、世界銀行、經合組織及多國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體系,包括:聯合國等的《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縮寫為SEEA)、美國亨利?佩斯金(HenryPeskin)教授的應用于菲律賓的《環境與自然核算項目》(縮寫為ENRAP)、歐盟統計局的《歐洲環境的經濟信息收集體系》(縮寫為SERIEE)、荷蘭統計局的《包括環境賬戶的國民核算矩陣體系》(縮寫為NAMEA)。相比之下,當前比較權威的是SEEA核算體系。SEEA體系是惟一獲得國際權威性機構認可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其統計上具有較好的一致性,且其衛星賬戶與總量指標相協調,該體系的編制方法已被20多個國家或地區采用。目前SEEA已經有了1993-SEEA,2000-SEEA和2003-SEEA共3個出版物,它們分別標志著SEEA發展的不同階段。1993-SEEA提供的是理論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則是實踐經驗的總結,SEEA已從理論走向實踐。但就目前來看,SEEA仍然處于研究過程中,其中一些內容至今還存在爭論,有待于進一步修訂和完善。


  隨著對環境與資源問題的日益重視和對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與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斷完善,一些國家在資源與環境核算方面進行了探索和嘗試。挪威、芬蘭、德國、美國、加拿大、英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亞、日本、前蘇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賓、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印尼海地、薩爾瓦多、泰國、巴西等20多個國家的政府或研究機構開展了自然資源核算或環境核算理論、方法的研究與實施方案的探索和試驗,目前探索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國家的數量呈上升趨勢。


  (二)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


  我國關于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理論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目前,中國的環境資源核算研究大多分為環境污染損失核算研究和資源核算研究兩個方面。對中國環境污染經濟損失最早也比較全面的研究是過孝民、張慧勤于1984年開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國環境預測與對策研究》。該項研究在計量方法、數據處理、結果表述方面都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被冠以“過――張模型”,該模型重在對污染損失的計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進行了《自然資源核算及其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課題研究,側重探索將自然資源環境核算納入國民經濟體系的理論與方法。20世紀90年代初由金鑒明主持的“中國典型生態區生態破壞的經濟損失”研究,在生態損失的計量研究上取得了進展,使得人們對中國生態破壞的經濟損失有了一個大致的量化概念。


  從國內的各學術研究機構來看,1988年受國際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開展了“自然資源核算及其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課題研究,首次嘗試進行了關于自然資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學研究小組應用投入產出技術,提出可持續發展下的綠色核算,即對資源、環境、經濟的綜合核算,重點對核算模式、理論和方法進行了探討。2000年,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設計了以綠色GDP為核心指標的核算體系,并以北京市為對象,系統地進行了1997年的環境質量和資源資產的經濟價值和綠色GDP測算,得出在扣除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帶來的損失后,北京市的綠色GDP為當年核算GDP的74.9%。


  在政府層面上,開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的部門主要是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環保總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實踐工作。2004年3月國家統計局與國家環保總局聯合啟動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簡稱綠色CDP核算)研究》項目,開展環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慶、河北、遼寧、浙江、安徽、廣東、海南、四川10個省市啟動了以環境核算和污染經濟損失調查為內容的綠色GDP試點工作。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框架是依據《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和《中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側重于對資源的核算,同時兼顧了環保支出與環境成本,主要對資源耗減價值核算、環境退化價值核算和資源管理與環境保護支出核算進行研究。《中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側重于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實物量與價值量核算以及環境保護成本的核算。基于環境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是一份可以為全國及局部地區進行環境核算提供具體指導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在上述兩個核算體系框架的基礎上,完整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分為自然資源耗減成本核算和環境退化成本核算兩部分,其中環境退化成本包括環境污染損失和生態破壞損失。自然資源耗減成本核算具體包括耕地資源、礦物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漁業資源等五大類;環境污染損失具體包括水污染、大氣污染和固體污染等三大類。


  2006年9月,國家統計局與國家環保總局聯手首次正式發布了《中國綠色GDP核算報告2004》。報告指出,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該報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國不同地區和不同部門的環境污染核算報告,是迄今為止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最新、最權威的研究結果,標志著中國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不過,由于部門局限和技術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態破壞成本,只是計算了部分環境污染損失,一個完整的綠色GDP還需要更為艱苦的工作。


  考察國內外的研究現狀,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國外的研究起步較早,理論較為完善,國內的研究尚處于起步和發展階段,有待在指標體系的構建和配套機制的完善上加強研究和規范。二是國外指標體系構建的研究成果盡管豐富,但相當多的指標體系缺乏實際的可操作性,在具體的實施上需要有所發展。三是從指標構建來看,各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內容雖不相同,但指標構建方向都是社會、環境、經濟可持續發展體系。四是核算方法總體上講側重于實物核算,價值核算由于涉及內容的復雜性,目前尚處于探索階段。核算方法的多種多樣,導致了計算結果難以統一,相互間的可比性差。五是從目前國際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實踐經驗和效果看,雖然在具體核算項目選擇、定價方法和評價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體核算過程的實現和核算精度受數據資料基礎約束的問題,而且往往編算范圍越寬泛,這種影響越突出。總體來看,由于綠色GDP在數據獲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難,目前國際上還沒有形成一套國際公認的綠色GDP核算制度,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計算出完整的綠色GDP數據。目前,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仍然是一個充滿探索、實驗的研究領域。


  三、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面臨的問題


  (一)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研究還需進一步加強


  目前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基本上處于對國際成果的跟蹤狀態,還不能全面、系統地把握整個SEEA(2003)所提供的理論與方法。雖然我國已經建立了《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和《中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初步構筑了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框架與基礎,但它們對實際數據測算工作的理論支持和指導程度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


  (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面臨很多技術挑戰


  一是資源環境的產權劃分難以實現。除了已探明、確定歸屬的自然資源,大量的自然資源以及生態環境的產權歸屬確定十分困難。二是資源環境的定價較為困難。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關鍵點就是資源和環境的價值計量,資源和環境大多數無法從市場價格中尋找參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種估算方法還難以形成統一的、舉世公認的標準。三是資源環境損失與經濟發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直接環境損失人們往往能夠計算,但卻很難預料到間接的后果和長期的損失。四是按地域扣減資源環境損失很難實現。由于環境污染具有“開放性”,當環境損耗跨地區時,無法確定該損耗的具體歸屬。


  (三)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數據基礎薄弱


  資源和環境的統計指標體系和調查渠道還不健全,資源耗減和環境退化的核算資料主要靠各級政府主管部門廣泛設立網絡式檢測站點直接進行測量來取得原始數據,這就使得有些資料難以全面采集,有些數據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貴,數據的可得性和準確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環境法規、統計法規的不完善,與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有關的環境統計規劃、統計制度和統計標準還未出臺,導致統計的不完整和不精確。二是評價標準的不完善,資源環境核算本身就極具復雜性,而我國還沒有建立針對資源環境核算的工作規程、制定評價和評審的標準。


  四、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完善和發展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理論研究和實踐是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與努力。


  (一)加強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完善資源環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強對森林資源、水資源、土地資源等地上資源耗減的估價方法研究,實現宏觀耗減核算與微觀企業耗減核算工作一體化。目前對環境損失的估價方法都具有很強的個案性和特殊性,應進一步探討模型化、標準化的評估方法。加強對生態成本計量和評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夠應用到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實踐領域中。


  (二)建立綠色會計制度,完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微觀基礎


  會計核算是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微觀基礎,借鑒國外經驗,加速我國綠色會計的理論研究和制度建設,建立科學合理、系統完整并符合國情的企業綠色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建立完整的綠色會計信息系統和企業綠色報告信息披露制度,設計與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綠色會計準則。


  (三)建立環境資源核算指標體系和數據采集系統


  從反映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環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學、完整的資源環境統計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統一統計調查方法,完善統計報表制度,對核算口徑、核算方法、數據質量提出明確、具體的要求和標準,相關部門建立必要的數據信息交換機制,為后續研究和核算工作的開展提供技術和數據保證。


  (四)加強合作與交流


  搭建相關部門統一的工作平臺,下設若干核算專題小組,在統一協調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標,負責組織試點和實施工作。繼續加強國際合作,從我國社會經濟制度、統計能力等實際情況出發,借鑒國外的經驗,采用適合我國實際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方法。


  綜上所述,我國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任重道遠,應堅持科學性、理論性、前瞻性和適用性原則,以聯合國SEEA2003為指南,加快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理論與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設,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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